关于阿司匹林的一切
爷爷在我出生前2年来北京到我妈工作的友谊医院做一个简单的前列腺手术,结果术后消化道大出血差点死在台子上。奶奶当时人就不行了,说:“都吐黑血了,这是人死以前才有的症状啊!”
当然爷爷最后没事,虽然现在人已经走了吧。追其原因就是手术前他自己吃了点阿司匹林没有和别人说。这阿司匹林是稀释血液避免血栓的,应该术前7天就要停止吃,否则很容易手术时大出血。他自己手术前一天感冒了,随便吃了点药,但是为了不耽误手术因此就把这个事实隐瞒了,所以出了这么个幺蛾子。确实是疏忽了,某种意义上是因为在我妈自己医院做的手术,大家都是熟人帮忙。
我算是个医学世家的后代吧,姥爷是外科大夫,老妈是内科大夫,老爸是病理科大夫(辅助科室,非临床,不和病人做直接沟通),基本上把医生主要分类都占上了,就差心理医生和牙医了(虽然一般的正经大夫都很看不起牙医)。从小到大天天从饭桌上听我爸妈说医院那点事,我自己都可以假装成半个大夫了,对医疗系统有了解,对诊断有了解,对测试有了解,对癌症有了解,对抢救有了解,对如何与病人沟通有了解,对医院那点小九九也有了解。我从来不抵触学医,如果我不是学我现在所学,过去18年我总是以为自己将来是要做个大夫的。
爸妈都是医生的好处就是家里有什么问题,基本都能有人照应。但是让熟人帮忙总是要出问题,就好像医生从来不能给自己家人看病一样。你失去客观性,有时候会添很多麻烦。
我妈当初在生我的时候是在我姥爷的医院,做麻醉的大夫是姥爷的好朋友,结果那大夫因为是老朋友的闺女,紧张了,局麻没做好,结果做剖腹产的时候可以说我妈的肚子是被生生切开的,她感受的到每一刀的痛彻心骨,但又因为我胎位不正,只有等到我被安全取出来后才全身麻醉,但那时候又管什么用,她最痛苦的时候全然是暴露在手术刀下。不知道麻醉师当时要是不认识我姥爷,只把我妈当做普通病人,她会不会遭受这样的痛苦。
爷爷的事情也是。如果不是因为当时的外科大夫和我妈太熟悉,一切都按照规章来,估计能把爷爷的阿司匹林审出来,便不会经历那么惊心动魄的事了。当然这也和爷爷自己隐瞒信息有关。
我小时候出生就是个歪脖子,可能是因为当时剖腹产的混乱,用产钳夹我出来的时候太着急了。我爸的儿童医院就建议我做手术,被我老娘一口回绝,说:“这么小的孩子,脖子上那都是神经,出错了怎么办?” 所以我妈选择了理疗,每天用滚烫的热蜡敷在我那片有问题的脖子肌肉上,我会发出我妈认为她这辈子听过的最凄惨的尖叫,纵使让她心疼的流泪不止,她也坚持了一年多,我后来也算是治好了,虽然现在如果你仔细观察,我脖子还是会稍微的向左歪一点。
这也不重要了。我妈这辈子唯一没有相信过医院熟人建议的就是关于我的病。看来做大夫的,没有个人感情参杂是有多么的重要。当医生自己变成病人家属或者病人自己的时候,都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不能反让自己的专业能力害了自己和家人,也不能让帮忙的医生朋友太过牵挂而丧失客观性。这让我觉得很讽刺。 我爸妈一辈子都是在帮别人,湖南那边各种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来看病都是爸妈处理,高中的一个压根没教过我的教导主任的孩子也是找我爸帮的忙,他也热心的尽力了。反倒是爸妈自己需要帮忙的时候困难重重。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有时候反而治不了他们最在乎的人,这难道不讽刺?果然生活不是公平的。
之所以说这么多,是因为前几天我姥爷也病了,肺上查出来两个细小的阴影,后来做PET CT查出来是个不太好的东西,做了胸腔镜和活检后发现是癌,早期,要做手术,所以便全家浩浩荡荡的从湖南到北京来做手术,谁让我妈在北京当大夫,有着这么好的资源呢。
我妈也是费尽心思的找人帮忙,去找这方面最好的外科大夫做手术。巧的是肿瘤医院的一个很好的外科大夫是我爸在湖南医科大的同学。爸妈很少求人,自己做大夫的福利说白了不就是能让家里人看病方便点嘛。
结果就是在手术前,一个办住院手续的爸妈都不认识的小护士按照规章制度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问,问出了问题。姥爷也有点老糊涂。一周前我妈问姥爷现在自己在吃什么药,他说只是在吃降压药和消炎药,别的都没有。结果那天那个小护士问的问题很具体,“吃阿司匹林了吗?” 姥爷乐呵呵的回答,“今天早上还吃了呢。” 我妈顿时就傻了眼,明天就要做手术了,阿司匹林应该7天前就停了的,可是当时为什么没有问出来呢?姥爷自己也是外科大夫也忘了。就是因为大家都太熟了,反倒是这个和我们毛关系都没有的小护士发挥出了重要作用。
我妈顿时被回忆萦绕,想起了当年爷爷差点死在台上的经历,仍然是阿司匹林的事,仍然是熟人帮忙做手术,历史总是这样惊人的相似,不过幸好这次提前排查出来了。我整个人也陷入了震惊和思考中。
手术一周前我妈询问过姥爷现在在服什么药,他没说阿司匹林,现在只不过因为这个小护士问的很具体,便问出来了。 姥爷阿司匹林这个事,到底算是医生的失职还是病人的过错?还是两者兼具?
医生有时确实很难办,因为病人会遗忘或者撒谎,有时候就得依靠医生自己的直觉和测试。举例:医生通过分析症状,怀疑一位男病人得了神经性梅毒(一种性病), 问他是否有性行为。病人老婆就在旁边,老婆没得病,当然那老公会否认啊,因为这就意味着他搞外遇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病人矢口否认,你说做医生的该信还是不该信?如果因此排除了神经性梅毒而换成了别的诊断,是医生的错还是病人的错?当然也有霸气的医生,去验这个人的血做检查(又要多花三天,根本没有问直接问题得结果的那么快),用事实说话,说你看,测试不说慌,你就是得了神经性梅毒,所以你肯定有过性行为。这不是相当于给那个人打脸吗…然后这医生就相当于拆散了一个家庭?这个例子或许有点极端,但是可以用来说明如果病人说谎的时候,医生会很难做。你是信还是不信呢?如果因为信了而做出错误诊断,是病人的过错还是医生的?并不是所有大夫都可以那么霸气的去验血来证明病人在说谎,所以对与错这个界线很难把握,有很多医生不想趟浑水惹麻烦,所以大多数的人就会是“你不是说你没有性行为吗,那我就信你,反正出事了那是你自己说谎造成的”这种态度。
回到姥爷这个事,你说病人自己忘了和大夫说自己在吃阿司匹林,是病人的错还是医生的错?有时候验血是验不出来是否吃了阿司匹林的。看来很多事情并不是非黑即白,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我还是有很多疑惑。为什么熟人帮忙总是要出问题呢?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是大夫,以为自己很了解流程,结果就会忽略一些事情呢?这算不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规章制度纵然有它有道理之处,可界线在哪里?何时遵循何时忽略?或者说是因为病人与医生太熟,失去对医生的畏惧感,会选择性说谎或隐瞒,所以出问题?
难道大夫真的要做到毫无感情,像机器人一样不关心病人,只是客观分析各种测试结果和症状,才能是一名好大夫吗?如果太过关心病人,改变了什么?又怎样把握关心与不关心呢?比如神经性梅毒的例子,是应该相信自己的专业能力呢,还是要没条件的相信病人?
只是为了让家里人方便点而学医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吗?真要到帮家里人的时候,到底是帮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
我猛然想起后宫剧里面,皇帝坐拥天下,当每日繁华褪尽,却连个能说上体己话的可心人都没有。父母可以医治天下所有人,所有最疑难的病例,但是反倒无法救治自己最爱的人。我们总是要付出点代价的,有得就有失。在癌症面前,我们这些所谓的技能又能做点什么。在死亡面前,我们这些所谓的挣扎又能算什么。
我觉得这些都没啥可怕的。可怕的是你一直在吃阿司匹林,手术前却没有个小护士来提醒你。
获益了,感谢。人一自信就抬起头来走路,总是看不到跟前的石头。
多谢阅读!的确是,很多事情往往是熟悉了反而更容易当做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