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谎言

做大夫的父亲前一阵子接到大姑父的电话，说他被怀疑得了喉癌，迫切的向我爸寻求帮助。父亲在安抚他情绪并挂断电话后，大骂：“#%@& …..地方的医生真没良心，哪有直接告诉病人实情的，不就是想让病人害怕后多做别的化验吗。”

父亲的愤怒让我很惊讶也很好奇：“难道北京的大夫从来不告诉患者实情吗？” “谁会直说啊！从来都是只告诉家属。” 我就挺生气的：“难道大夫不应该告诉自己病人实情吗？这是他们的职责啊：说实话！如果连自己的医生都不能相信，还能指望什么？” 然后我和我爸就开始吵啊吵，开始了这个最著名不过的关于“善意的谎言”的辩论。写SAT作文的时候我都不晓得纸上谈兵说过多少回了，但是只有遇到这种身边真实的事例才会让你心有所触。

我认为，诚实是最重要的，医生必须要告诉病人实情，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伤心不伤心那让患者自己决定去吧，做大夫的就是要打开天窗说亮话，这样才能和病人商讨最适合他的救治方案。父亲认为，再坚强的人在得知自己得了癌症的时候都是脆弱的。把决定是否告诉真相的这个包袱丢给家属，也省的惹得自己一身骚。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为此事如此生气，估计是因为我觉得善意的谎言非常insulting。What makes you think I need protection?????生活的苦与痛都是要我自己承担的。你以为只是隐瞒病情就能治愈这个病，让这个痛苦消失吗？不过是延迟一阵子罢了。由谎言构建的快乐只能让我觉得很可悲。或者说，我对父亲那种愤愤不平的语气表示生气，因为他好像以为说谎话是理所应当的

母亲家两代都是医生，我父亲也是医生，从小到大在饭桌上他们讨论的也都是医院的事，我也一直以为我会做医生。我也一直幻想着自己会是怎样的一个大夫。

做一个非常关心患者的? 妈妈说，自己手底下有几个做什么都先为病人着想的，也非常关心他们。而这种大夫往往是受伤害最深的。他们一次次付出真心，病人（大部分是其家属）把这个真心当做理所当然，病人一死就告，根本不在乎你曾经为这个病人付出了多少，只在乎结果。他们把治病当做商品，把自己当做消费者，只要我付了钱，你没治好病，那就是你的问题。这些心地善良的大夫的热情就会慢慢消失殆尽。

做一个非常客观，不掺杂感情的大夫？父亲说，这种大夫能做到最好。病人在他们眼中不再是病人，只是一张张图表，一份份数据，一个个档案夹里的病例。他们可以客观的分析病情，在治疗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定走，就算被家属告也是一点瑕疵都找不到。可是他们不会为病人尽心尽力。比如说，一个病人只有进ICU才有活命的机会，但医院里的ICU已经满了或者家属承担不起ICU的费用。上一种热情的大夫就会尽其所能，不管是垫钱，还是想办法腾空位，就是想让病人能进ICU，能活命。而这一种大夫，不会多出一份力。我告诉你ICU好，你们不去是你们的事。我一切都是按照规定来的，就算病人死了，not my fucking problem。

父母总是告诉我，在这种医疗环境下，你很少能看见有心的大夫了，因为大家are too busy covering their own asses. 再热情的大夫，早晚也会被生活磨平，因为被家属告几次就知道厉害了。“我们科同事谁不是手里有几个官司。你爸妈还好，处处小心，可你看郭阿姨，都被告了一年了，现在有时候还去法庭几趟。你只有做到无懈可击，才能让别人无缝可钻。” 而让他们能做到无懈可击的代价呢，便是失去了那颗心吧。或者说，他们也曾经和所有的大夫一样，有着同样的热情，同样的“医者仁心”。可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失去了呢？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还是迫于生活的无奈？

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个“善良的谎言”就是医生关心患者的表现吧，证明他们不是冷酷无情的大夫。如果医生只是把病人当做病例，那“我的职责便是诊断出你的病，仅此而已，我才不在乎告诉你实情后你生活质量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而他们选择隐瞒，真的是因为他们care吗？还是因为害怕说了实情，患者家属会找麻烦？还仍然是为了cover their asses吗？

我现在有点庆幸我不决定当医生了，因为我害怕自己会经历那个从有心到没心的过程。我也不用纠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大夫了。我也不用决定是用惨痛的真相，还是用美好的谎言

诚信何尝不是自私的呢？我们用诚实作为借口，只想着clear our conscience，却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这个时候，真相与谎言，又孰对孰错呢？我如此坚守的“以诚待人”，此刻又有什么意义呢？

看样子，没有什么好与坏，不过是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信仰做出不同的选择罢了。生活依然要继续。只是现在我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中充满了各种“大夫”，我已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们亦真亦假的话语了